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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臣民义务，仅有以下两条：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毕鸣岐代表因民事纠纷被诉，法院可以依法传唤，无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人民法院，法院遵守宪法自指在它的核心工作即司法裁判中遵守宪法。

上述分析唯一可能的遗漏是，最高法院1955年和1986年有过两个司法解释，指示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要直接引用宪法，这便成了支持司法不能适用宪法的强有力的法理依据。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的脱节及其形成的张力本身就是唤醒宪法的动力，兴许是唯一动力，与宪法实践保持距离才会有宪法学研究的价值，也是规范宪法学最可贡献的地方。实则，《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按表面意思作直白的推理，结论是，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得抵触宪法，则违反者无效，而且根据同一条另款作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违者当承担法律后果。1957年11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作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民事纠纷被诉法院可否传唤问题的答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讨论，认为我国《宪法》第37条的规定，在于保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便利其执行代表职务。恪守规范法学之以既有法规范为工作起点的法律职业操守，规范宪法学者会依次询问三个问题：一是现有宪法审查制度如何？答案应该是，八二宪法设计有违宪审查的框架，可看作违宪审查制度的雏形。

涉及宪法是法的一切显然的和隐然的动力，都可归结到宪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的制度冲动。可不是么，九十年代中期的违宪审查制热议到本世界初便演化出了宪法司法化运用，它可以被看作对良性违宪传统的回归：再一次无视八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鼓动最高人民法院效仿美国两百多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勇夺宪法审查权，于2001年催生了最高法院的齐玉苓案批复，希望用实际运作做实最高法院可以适用宪法进而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配置诉求。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具体实践中的立法转型：有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利益主体参与立法活动。

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公众在相关立法制度安排的保障下，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到立法活动过程，以合法表达其利益或诉求，从而影响立法决策的行为。此外，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也规定了立法院各委员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公听会（此即为大陆的立法听证会）。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的过程中，主要是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有助于促进立法通过和立法完善的作用，其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时空性，与我国大陆的发展进程、客观制度及其当下运作经验脉络并不全然一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私益与公共利益）都在此得以表达、协商、竞争和妥协，最后以立法的方式而为社会大众所遵守。

公众对于参与立法虽有强烈需求，但仅能进行摸索式、地下化和有限度的参与。[14]鉴于本文的研究旨趣，为了使命题的论证得以展开并有所依附，故以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的立法活动过程为例，从中将可发现公众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立法活动中，所表现出不同或交叉运用的参与方式，从而也为我们具体揭示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到的相关作用。

另外，还结合其他民间团体通过记者会，多次要求立委召开立法听证会，促使法律适时改进和完善。针对此制度失灵现状，经由公众个人自发倡议，旨在烟害防制和促进人民健康的民间公益性团体—董氏基金会于1984年正式成立（此为一推动烟害防制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之初大量收集和翻译海内外的相关烟害防制资料，并邀集医界、学界和环保人士共同参与。台湾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启动加上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经过大约20年的经济腾飞，为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变迁、公民意识的生发、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形塑等方面，奠定了相当厚实的根基。几十年来各种烟品的总消耗量未见下降，政府所执行的烟害防制效果不彰。

[12]因而，公众必须凭依合法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机制的保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需求的表达、协商与对话，从而使立法者根据社会大多数的集体意志和公共利益，来制定客观可行的良法。摘要: 公众参与是民主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公众参与立法和良法之治二者间，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台湾地区公众借由结社自由权的行使，得以涌现出大量的利益集团。[8]同时，也在1974年始发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带动下，提供了威权体制松动和转型的重要变革能量，而逐渐开启尘封已久的参与空间。

这种立法转型的原动力来自公众的利益需求，以及社会变迁的要求。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立法委员组成，具体行使立法权。

这一强大而源源不绝的原动力，即使历经威权体制的各种外在制度约束，仍无法阻断公众寻求自我利益或公益实现的需要。此三阶段的划分，也有助于本文的论述和分析。

（二）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起到促进立法通过和完善的作用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发展，从摸索、试错到迈向有待成熟完善，迄今已积累有近50多年的经验。[8]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66页。经济的飞跃发展，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也衍生出各种危机与挑战，并集中体现在现阶段我国大陆逐渐酝积和出现的社会失序和各阶层间的对立。在所谓烟商版和公益版不断角力的情况下，该法案最终以折衷协商版的妥协方式出台，显现出公共利益和私益博弈的复杂性。所幸最后烟害防制法在立法者、董氏基金会和烟商间的诸多利益博弈下，于1997年完成立法与实施。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曾走过崎岖的道路。

解严以来，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日渐增强，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也在发生变化（如通过网络参与）。不难发现，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立场互异、各自有所支持的立法者（此时的立法者适足以鲜明地展现其各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并进而表现在其各自所持的预设立场、态度与投票结果上。

解严前，几乎都是由立委独唱的暗箱操作式的关门立法，公众参与的作用非常有限。以下，本文将以先前所界定的立法活动三阶段，来予以检证。

立法活动实质上是立法者将社会大众普遍的利益需要和诉求，依据法律的规定在一定职权内，通过相应的程序有选择地转化和上升为国家所赋予和认可的法律利益的活动。举凡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等，皆须经立法院通过，因而立法院已成为公众利益诉求和表达的重要渠道。

1．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并未明确公众参与的边界（权利和义务不明确）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的程序机制，容易使公众在参与立法中处于边缘化和模糊化的角色和地位。从而强化对社会的责任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二）从微观层面分析透过前述个案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的三阶段中，都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1）协助立法者拓宽思路、汇集相关立法信息和立法论证资料，有利于立法工作更加科学和完善，从而促进良法的产生。当公众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依据和可操作的正当程序来有效表达其正常利益或诉求时，往往会以体制外激进和失序的方式表现出来，易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

同时，也提高和激发了公众参与立法的意识与饱满情绪，使得被压抑已久的巨大参与能量逐渐迸发出来。董氏基金会和烟商的利益诉求不同（前者为公益，后者为私益），各自所能动用的资源和影响力互异（如人力和财力资源悬殊），因而其立法游说方式各有不同。

胡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同法第58、 59条则最后规定了，立法听证会结束后须提交报告给立委与出席人员，但该报告仅作为立委审议之参考。

如台湾地区宪法第62条规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2）有助于提高立法活动过程的科学合理性，增强立法的权威性，并深化立法的正当性，从而也提升了代议制度的合法性。

遂即着手参与相关的立法活动，并最终倡议和催生了一项公益性法案—烟害防制法草案。这一不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权力资源配置，同时也展现在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可能起到作用程度的差异。因而，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实践案例及其成果，也就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特别是公益团体从较高的道德制高点与使命感出发，凝聚了共同的社会公益诉求，而容易号召公众的参与和媒体舆论的认同而为社会大众所支持。

[4]朱志宏：《立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29-32页。同时，也易与志同道合的团体以相互间策略结盟的方式，来彼此合作与壮大参与立法活动的影响力，以与财大气粗的私益团体进行立法博弈，从而防止或降低私益集团恶质化的操控和垄断立法活动的现象发生。

解严之后，则走向公众立委大合唱的阳光普照式的开门立法，日益展现出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积极作用。而对于掌握立法权力资源、能调整社会关系和决定利益资源分配的立法委员，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中竞相追逐和极力笼络的对象。

因而，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台湾地区立法活动过程中，公众充其量是作为立法辅助者角色，并处于制度设置结构的边缘、模糊地位。同时，使立法资源的配置不至因不当扭曲、误用和闲置而缺乏效率，从而极大地改善和提高社会立法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