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积极推行农业保险 保障农户利益

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依赖政策选择和价值判断以弥补科学本身未能解决的鸿沟。

在此意义上，香港法院的推理从一开始就预设了问题的答案，混淆了前提和结论：在为了居留权的案件中，它要回答的是诉讼人是否因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而有其居留权，但却从居留权出发去主张对第24条第2款的扩大解释。就此而言，两种居留权案件的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将错就错的建构，因为只有关于居留权的案件才提出居留权保护的法律问题。

1.基本法起草中的第24条 第24条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争议，(26)如果对比第24条与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第14项，即可发现，第24条所列举的永久性居民的六种类型可追溯至《联合声明》附件，其内容是一一对应的，没有实质性的改动。这些标准以及据此划定的范围可能存在着争议解释的空间，但在结果意义上，一个人要么是永久性居民，要么不是，并不会存在居留权行使所提出的程度问题。(15)当然，居留权相对于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派生性并不意味着其不重要，或者否定其作为一种核心权利。非永久性居民的概念本身已经表明其是永久性居民的剩余概念，而且在有关第24条的法律诉讼中，此款并未形成实质性的争议，本文在此意义上将本款定位为第24条的附属性条款。一国两制要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如果不能以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标准去划定永久性居民的范围，无法在基本法框架内定义当地人、港人或永久性居民，内地的河水就不是没有可能去犯香港本地的井水。

在此基础上，实施意见普遍表现出了从严解释第24条第2款的倾向，比如关于第1项，筹委会意见要求，只有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于香港，在香港所生的中国公民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由此排除了非法入境、逾期居留以及在港临时逗留的中国公民在港所生的子女(而香港终审法院在2001年的庄丰源案中并未采纳筹委会的意见)。本款只是宣布授权，却没有对居留权给出具体的阐释。第一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在数量计算上没有绝对的计算比例，主要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条[21]确定的原则，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相当性来考虑。

行政处罚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是以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为前提。尔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3]第109条[1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15]第60条[16]均重复了这一规定。因此，什么是相对人应当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什么是相对人应当引发执行罚的不履行义务的状态，依然是区别的关键。[27]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这里首先应当讨论《行政强制法》第45条是否属于一个普遍而直接的授权条款。[64] 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对加处罚款的执行未作规定，但从该法第46条[65]的精神看，加处罚款应当是与基础罚款一并执行的。

行政强制执行需要有合适的强制手段。[48]《行政强制法》第12条第（1）项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68]德国《行政法院法》（VwGO，1991年3月19日公布，1997年12月22日最后一次修改）规定了行政法院对包括执行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的审查职能。第一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因而属于一次性行为。

[④]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e-BRD，1953年4月27日颁布，1953年5月1日生效，1997年12月17日最后一次修改。加处罚款的数额虽然与当事人的滞纳时间也有联系，但这一联系主要是作为违法的严重程度而不是作为国家（利息）的损失程度考虑。7．本法所称的‘禁止之诉，是指在行政机关不应作出而要作出一定的处分或裁决的情况下，请求责令行政机关不准作出该处分或裁决的诉讼。至少这种意义上的加处罚款并不以行政相对人存在违法行为为前提，并且加处的罚款并不具有可持续的适用性。

这一规定显然是扩大了加处罚款的适用范围，它已从《行政处罚法》第51条所规定的仅适用于不履行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决定扩大到所有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但它并未扩大至适用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履行。对照第三个特征，这类罚款应当属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

早在1925年，奥地利的《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③]第5条就规定了行政执行罚制度，深受奥地利影响的德国在1953年的《联邦行政执行法》[④]中规定了同一性质的强制金，[⑤]这一强制金延伸到德国的各州。行政执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因声明异议而停止执行。

二是范围问题，征收滞纳金只适用当事人逾期不交纳税款、规费的情况，不适用不履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之情况。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作者以为，加处罚款作为一种执行罚，其功能是在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一种基础决定所确定的义务时，而这种义务又不宜或无法直接执行和代履行时，以增加罚款（金钱给付义务的增加）的方式迫使行政相对人自我履行该义务。七、对加处罚款的执行和救济 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显然是针对作为基础行为的处罚罚款。5.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目前的情况是，对于行政强制措施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理论界和实务中没有异议。第二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执行罚的方式，其罚款数量的确定，具有绝对、明确而统一的标准，即按当事人到期不交纳的罚款数额作为基数，每日加处3%的罚款。

第一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主要的程序环节是：立案——调查——拟作罚款决定的告知——听证或听取意见——罚款决定的作出——罚款决定的送达。间接强制执行，是指执行机关通过第三者代为履行或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手段，以达到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或当事人义务被履行的状态。

德国1953年的《行政行法》将强制金定为3-2000马克。如德国1957年《莱茵州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第64条第4款规定：强制金之征收，依第二章之有关规定行之。

第一，必须区分行政机关实施的加处罚款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的加处罚款。而且只要是罚款，它必然以金钱给付义务为内容，以征罚当事人为直接目的。[23]《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当事人逾期交纳税款、规费的，有关机关在当事人不免除交纳原税款、规费（原金钱给付义务）的基础上，另行征收滞纳金，这显然是在原金钱给付义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金钱给付义务。

海关采取强制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义务人、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73]利害关系人系指义务人以外，其法律上之权益，因执行行为而受侵害之人。

4．本法中所称的‘确认无效等之诉，是指请求确认处分或裁决的存在与否或效力的有无的诉讼。第二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执行罚的形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主要的程序环节是：催告——陈述和申辩——执行决定——强制执行。

三是利息作用，当事人从规定的期限内交纳罚款或滞纳金，都意味着这一款项从期满之日起已属于国家财产了，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金钱交纳义务，就会使国家利益受损，加处罚款或征收滞纳金相当于平衡利息损失。[11]1932年12月28日颁布，经1943年12月1日、1947年11月11日、1998年11月11日、2000年6月21日、2005年6月22日、2007年3月21日、2009年4月29日、2009年12月30日、2010年2月3日、2010年5月10日、2010年6月3日共11次修正。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与加处罚款一样，征收滞纳金同样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3条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法律设定的规则，它同样实行法律保留，限由法律设定。理论要反映立法，但更要指导立法。对照第一和第二个特征，这类罚款应当属于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

[34]《行政强制法》第12条第（1）项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与基础行政行为一样，同样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从大的范围而言，无论是加处罚款还是征收滞纳金，都具有惩罚不履行义务、敦促执行和对利息损失的弥补之作用，但具体而言，它们所发挥作用的重点是不同的：加处罚款重在惩罚性，征收滞纳金重在对国家（利息）损失的弥补。征收滞纳金的法律特征是： 第一，以当事人逾期不交纳税款、规费为前提。

个别授权正好与普遍授权相反，系指法律设定某类权力并不适用于该类组织的全体，只适用其某个或某几个该类组织。如债务人亦否认权利时，并得以债务人为被告。